周如南:中国公益新闻与公益媒体年度观察2018

  天线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正式实施后的开篇年,这一年,中国慈善事业公益事业持续迈上新台阶并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

  这一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报告还多处涉及慈善事业、志愿服务等内容,在协商民主、社区治理、环境治理等方面将“社会组织”纳入其中。

  在法制规范方面,2017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民法总则》将法人分为营利性和非营利性,这意味着社会组织法人治理结构进一步得到健全。

  《志愿服务条例》于12月1日起实施,有利于保障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鼓励和规范志愿服务事业。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和新媒体环境的相互作用之下,公益领域涌现新现象新趋势。

  第一,社会企业与公益市场化理念争论再兴。如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院长康晓光撰檄文《驳“永光”谬论》和摩拜单车入围“中国社会企业奖”评选,都引发了公益市场化的行业大讨论。

  第二,大量政府和市场资源持续跨界进入公益领域。伴随着政府职能转移和政府购买服务在我国尤其是东部发达地区的兴起和制度化,政社协同的共治模式在社会服务和公益慈善领域初步形成。同时,在结构性转型的风险社会之中,越来越多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和公民个体日益认识到公益慈善事业的重要性并积极投入和行动。在扶贫领域,大量企业纷纷结合“精准扶贫”的国家战略进行公益布局,例如阿里巴巴在12月1日宣布投入100亿成立阿里巴巴脱贫基金。

  优秀的公益产品通过互联网得到病毒式的传播,如“小朋友画廊”事件通过微信朋友圈转发在极短时间内迅速完成筹款目标1500万元。第三届“腾讯99公益日”传播与筹款效果创新高。在9月7日到9日期间,腾讯公益平台共动员1268万人次捐出8.299亿元善款,帮助6466个公益项目顺利推行。

  如12月发生的“同一天生日”事件涉嫌数据造假,隐私披露等问题,让人们对网络募捐陷入沉思。政府的重视与支持、互联网技术的介入,社会公益意识的崛起正塑造着一个全新的公益新格局。本文通过对2017年公益传播发展历程的梳理,试图展现2017年公益传播的发展图景,分析当前移动互联网发展以及政策与社会环境对公益传播产生的深刻影响与发展方向。

  首先是希望工程创始人、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集多年公益实践和观点之大成出版《公益向右,商业向左》一书,然后是与之相交二十余年的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院长康晓光教授书檄文一篇《驳“永光”谬论:评徐永光〈公益向右,商业向左〉》,竞引行业侧目关注。曾经引起热议的“公益市场化”议题再次被提起。此议题重大,其走向值得公益界持续关注。

  徐的观点可以划入新自由主义,康是新儒家代表,二人主要激辩人性本善/恶、利己/利他及由此衍生的关于社会问题解决和公益慈善走向的思考,这种观点的碰撞对于思想的启发是有意义的。 但是, 讨论还应嵌入具体的历史和社会维度中进行,抽象化概念之争或标签化碎片化讨论对我们理解问题本身并无裨益。如何在恪守社会公平正义价值底线的基础上,让公益在当前转型中国发挥它应有的社会功能,值得让我们把讨论推向更加深入。

  如果以1978年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从“计划”向“市场”转型过程中的“社会重建”为线年代自然之友等民间公益组织的兴起、1995北京世妇会举办、2008汶川地震民间公益协作救援、2016《慈善法》出台等标志性事件,公益事业也逐渐从官办慈善、计划慈善转向民间公益、人人公益。

  但是, 公益走到今日,其路径仍然充满困境乃至迷茫。 简单而言,其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三:

  官办公益垄断慈善资源,如何减少政府行政干预、增强自身非官方性、非营利性以及相对独立性和资源性问题;

  草根公益如何处理与政府、市场、境外资助合作方关系,取得更强合法性同时增强其专业性可持续性的问题;三是国际公益如何在全球化和中国新治理语境下参与中国社会发展,增强合法性降低敏感性的问题等等。“市场化”似乎在实践中成为解决上述难题的各相关方利益最大公约数和安全共识底线。

  然而, “ 市场化 ” 是否是 “ 公益 ” 的唯一正确出路? 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在谈“公益市场化”的时候在谈什么?或者再换一种问法,“公益”和“商业”究竟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从更广阔的历史维度来看,广义的现代 “ 公益 ” 是一个 “ 部门 ” 或 “ 领域 ” ,无论是被指涉为第三部门、公民社会还是公共领域,对其理解有二。 其一往往与国家干预的减少及社会自治的增强相关联,再进一步,与福利国家的削弱和私有化进程有关;其二则强调与社群主义、合作主义的关联。无论为何,现代公益都被视为独立于现代国家与现代市场之外的存在,且回应了“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问题,体现社会能动性。

  在这一共识前提下,我们发现当前讨论焦点在于“公益”(第三部门)和“市场”(第二部门)如果要“跨界”,其边界应在哪里?从公益端来说,公益作为基于对的关怀和社会需求的满足而产生的专业领域,现代公益已绝不等同于简单慈善或者捐钱。公益事业从内而外可以简单划分为“慈善”-“公益”-“社会创新”三个圈层层,也就是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到“渔场生态系统化改造” 。

  当到了社会创新层面的时候,事实上,公益已经开始需要融合商业思维和可持续模式探索,而社会企业是其中探索之一,被认为主要可以解决传统公益组织不能自我造血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社会企业和普通企业的差别在于是否以社会问题解决为其第一使命,其次才考虑股东分红等利润分配问题。当前社会企业在欧美包括东南亚一些国家得到了大量的实践并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创新趋势。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公益界也开始讨论社会企业、B型企业、社会影响力投资等概念。

  虽然有一种极端观点认为,企业成功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责任,比如解决了就业与纳税等。但是我们不得不看到,由于逐利是企业的主逻辑,当前社会环境的污染、资源的浪费、财富差距的扩大等社会问题也和法治不足的社会治理背景下强势市场化扩张不无关系。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企业在完成商业运营之外,还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从内而外可以包括对员工福利的保障、与企业周边社区关系的和谐、能源节约、社会友好价值共创等等。当企业社会责任推到最外层,我们会发现和公益端逻辑发展出的社会企业已经接近。当然,以上也只是基于概念和逻辑的推演,讨论仍然要置入历史和社会维度理解。即使在欧美国家,社会企业也并非只有单一解读和实践。当前某些人推崇的“公益市场化”思维更多舶来自美式理解的强调“市场化手段”的线性光谱图,而非英式强调“社会化目标”非线性模块图或其他脉络。它们各自的理解有其具体历史脉络和政治意识形态根基, “ 中国式 ” 社会企业如果要落地,还是要回到中国语境本身来讨论。

  极端的公益市场化声音属于新自由主义阵营,简单说就是市场至上。应该说, 在当前中国公益行业发展不完善、政府主导性过强的现实面前, “ 公益市场化 ” 提法有其积极意义,比如对公益行政化、垄断化的冲击。但是我们仍要高度警惕公益泛市场化和过度市场化,这是因为公益行业的特殊性。公益领域本身是“公益+自愿”的动员逻辑,与商业“私益+自愿”逻辑有本质差异,这无关人性自私或利他的动机讨论,而是社会后果倒推的必要。公益作为公共领域,有社会公平正义底线守护功能,如果这里只有市场逻辑和丛林法则,“效率”、“专业”、“规模化”成为其主流,公平正义和人的尊严作为社会底线可能会被洞穿,所以我们必须保护社会本身,或者等待社会的自我保护。

  随着公益支付门槛的降低,公益产品的不断创新,公民和企业公益意识的提高,社会公众的公益参与度不断升温。在2017年,第30届中山慈善万人行、一元购画、阿里95公益周,腾讯99公益日等活动在社会掀起了公益的热潮,民众参与度爆炸性增长提高,社会捐助和志愿者服务也一路走高,公益社会化似乎不再那么遥远。

  随着公益支付门槛的降低,公益产品的不断创新,公民和企业公益意识的提高,社会公众的公益参与度不断升温。在2017年,第30届中山慈善万人行、一元购画、阿里95公益周,腾讯99公益日等活动在社会掀起了公益的热潮,民众参与度爆炸性增长提高,社会捐助和志愿者服务也一路走高,公益社会化似乎不再那么遥远。

  不同于空洞或苦情的公益口号,儿童故事特有的亲切性、正向性和传播性,使其成为抢占人心的有效工具。讲故事被大量运用在传播和管理的各个方面,成为告知和说服的最佳工具之一。小朋友画廊的受众是自闭症儿童,“精智障碍”+“小朋友画廊”议题本身较容易引起公众共鸣和情绪的产生,小朋友画廊通过讲诉自闭症儿童拥有绘画天赋,用艺术与世界沟通的故事唤起受众的爱心,让受众身同感受,更愿意参与这场公益行动。

  “小朋友画廊”里的每一幅画背后点开语音,都能听到每一位”小朋友“自述的创作故事。只要捐助1块钱,这幅画就能下载作为捐赠人的手机桌面,还能听到来自创作者“小朋友”的感谢录音,捐赠的回馈简单而清晰,大大丰富受众的产品体验。除了产品本身形、声、色俱全,产品捐赠和转发门槛较低,公众扫码捐赠生成页面转发朋友圈一气呵成,而且是个性化专属署名页面,满足受众晒爱心的需求,让公众在朋友圈塑造积极的公益形象,对公众而言,参与门槛低、成本小而自我成就感高,有利于公众调动传播积极性,实现“小朋友画廊”的病毒式传播。

  根据霍夫兰的说服理论,信源可信度越高,传播效果越大。腾讯公益背靠互联网巨头腾讯,拥有较多的经济资源与技术资源,腾讯公益的公信力背书和推送在“小朋友画廊”公益社会化传播中功不可没。然而,此次活动缺乏对背后公益组织的介绍,策划方WABC与接受善款方爱佑未来相关信息并未详细披露,容易导致用户对公益捐赠平台的误解。项目发起方、资金代管方和平台方都需要注意防范的互联网公益爆款可能带来的传播风险,即时做好信息和财务的公众披露。

  当“小朋友画廊”筹款在朋友圈瞬间成为爆款,趋于群体压力,或者为了实现与目标群体的议程融合,不少网民加入到“小朋友画廊”参与大军。另外,有关阴谋论的质疑、基于专业性的反热点行为思考,如《知乎专栏-我反对所有将自闭症儿童的一切浪漫化理解的行为》和基于相关性的“蹭热点”,如NGO2.0和CM公益传播即时快评、《小朋友画廊刷屏背后》等深度旧文重发,媒体和个人的踊跃表达和持续发声,形成累积效应,让事件和话题持续升温中。

  “99公益日”是由腾讯公益联合数百家公益组织、知名企业、明星名人、顶级创意传播机构共同发起的一年一度全民公益活动。“99+1,让爱满分”是2017年的99公益日的标语,号召全民共同参与公益,一起释放爱和温暖。2017年9月7日到9日,腾讯公益平台获得8.299亿元善款,帮助6466个公益项目顺利推行。相比去年同期的677万人次捐赠,2017年的网友捐款金额达到去年的2.72倍,参与人次达到去年的1.87倍。

  2017年,小红书、回收宝、映客、微拍堂、富途证券、悦动圈、快手等腾讯生态企业,加入公益元素,让公益融入受众点点滴滴的生活,实现随时随地做公益,全民做公益。以往打开了微信捐步界面,网民每天走满10000步就可以获得企业支持由企业捐款,从2017年9月7号起至9号,门槛从10000步变1000步,仅需1000步把每天的出行变成善行。

  在手Q短视频拍摄界面,运用全新视觉识别技术,民众通过举手比心也能做公益,刘亦菲作为宣传大使,呼吁粉丝参与QQ比心接力,每1人成功接力,腾讯公益将向爱佑童心项目捐出1元善款。网民参加QQ音乐跑步大赛,把步调与和弦变成爱心,通过每跑一公里,帮助到山区的贫困妈妈。游戏玩家也可以通过玩王者荣耀和英雄联盟来保护传统文化赢装备。用户、明星、K歌网红等登陆全民K歌参与翻唱活动,大赛打赏收入扣除成本后将捐助给“爱的分贝”聋儿救助项目,助力公益,帮助听障儿童。理财通用户只要在理财通买入任意产品1000元,理财通将联合腾讯基金会以用户自己的名义为贫困地区儿童送午餐。

  网民每次使用手机充值,都能收集并捐赠“回声能量”助力公益,让孩子与父母多一分钟通话。公益跟随企业提供的服务渗透到了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企业金钱捐赠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今的公益模式走向全民互动,多场景切入的新格局,在未来几年,动动指头就能参与公益活动的互联网指尖公益将进一步驱动社会化公益发展。

  2017年的99公益日推出了新的互动体验模式——99公益日·市集在北京、深圳、上海、成都、杭州五地,推出极具艺术感、科技感、互动感的公益市集,联合优质公益伙伴案例进行展示和互动。现场有黑暗盒子,受众在黑暗的空间里接受引导员给出的动作指导,让大家完成一系列互动游戏,让更多人了解到视障人士的日常生活。

  在“渐冻人眼控”展区,有一款“霍金同款”的黑科技轮椅,该“黑科技”通过软件记录瞳孔位移了解渐冻人的想法。体验者只要坐上去“动动眼珠”,机器就能按照大脑指令,完成相应的命令动作。在成都的市集出现了会“医术”的小马驹,患有脑瘫和自闭症的儿童可以通过系统的马术康复治疗课程在认知、社会交往等领域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疗。

  99公益日市集让更多的民众参与进来,使得他们走进公益现场,感受不同群体的困境,通过自己的小行动加入爱心的团队,让公益在趣味性较强的游戏中实现有效传播。

  在2017年,阿里巴巴平台和蚂蚁金服平台共推动社会公众47亿人次参与公益,累计3亿多名用户、178多万名卖家,捐赠笔数达到43.9亿笔。直接产生捐款的卖家达到177.24万,实现捐款额1.82亿元,近180万卖家、2.8亿买家参与该计划,捐助超过10次的“剁手党”就有1.3亿,公益宝贝计划能够将商业行为转化为公益行动,让公益融入生活,产生巨大的公益效益。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母亲健康快车、母亲邮包、母亲创业循环金、母亲微笑行动、校园安全饮水等多个特色优质项目也都参与2017年的95公益周行动,打开手机淘宝,搜索“海清公益行动”的接头暗号就有惊喜彩蛋。走路、购物、转发都可以为公益献出一份力。在活动反馈上,在95公益周主页上线之后,用户为公益做的每一点努力,通通可以打卡记录,生成自己的专属公益界面,有利于提升用户在公益参与上的成就感。在公益活动上,阿里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用户和技术资源等优势,在公益项目中充当链接资源的平台角色,比如阿里通过农村淘宝进入农村,链接当地公益网络,提高当地赈灾项目的效率。另外,

  南都公益基金会则提出2017年至2019年新的公益战略‘建设公益生态系统,促进跨界合作创新’,更加重视突出规模化社会创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华夏之声《公益华夏》,携手喜马拉雅FM发布《公益资讯》、《公益访谈》、《公益故事》等公益专辑,用温暖的声音传播公益故事;天津滨海广播电视台通过荔枝FM直播间,举办“点亮蓝灯大型公益活动”,呼吁人们更加关注自闭症儿童。

  在视频社交媒体方面,短视频助力公益病毒式传播。秒拍在“给TA一个家”流浪动物冬季关爱行动中,与贾乃亮等明星合作,通过短视频的形式,呼吁受众利用废弃纸盒箱为流浪猫狗构建一个温暖的家;在今年世界自闭症日,抖音短视频APP联合壹基金推出“我的蓝色行动”,李连杰在抖音上发起公益挑战,向自闭症儿童举出“你好,很高兴认识你”的手写纸牌,收割网友大片好评。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海量信息包围着用户,而用户时间有限,无法一一掌握,碎片化的信息更符合用户的获取需求。短视频的输出形声色俱全,能够满足用户快速掌握资讯的需求并获得良好的阅读体验,从而使得公益信息传递效果更突出。与此同时,短视频的“假公益”也引人深思,在2017年9月,两快手主播"假慈善 伪公益"一审宣判获刑,快手直播四川大凉山伪公益事件落下帷幕,但“假公益”视频直播依然是公益在短视频传播中的隐患,还需相关媒体部门对公益视频的加强审核和监管。

  新的一年里,传统媒体依然是公益有力的支持,而随着新媒体慢慢改变着公益的传播形式,为公益号召灌输源源不断的动力,新媒体时代下的公益传播值得进一步期待。

  例如上述的99公益日和阿里95公益周。此外,京东发挥自身的物流优势,打造“物爱相连,连结爱心”-京东物资平台,将公益物资第一时间送到需要的人手里;苏宁通过投放共享快递盒,使用循环可回收的物料充当快递载体,大大减少了资源浪费,引领绿色物流的发展。

  企业的公益活动甚至影响到产品输出。例如欧莱雅中国动员全生产链和消费链的参与到环保的行动之中,不仅发起“爱满空瓶”、“绿色包裹行动”、“绿色消费教育”等项目,还追求产品100%使用可持续原料,使得产品往可循环利用方向发展;唯品会依据电商的优势打造唯爱工坊电商服务平台,为非遗公益产品提供设计,包装,仓库,市场等一系列产销活动,将非遗公益产品推送到公众面前。

  随着企业公益影响力建设观念的深入,公益将在企业的重视与支持下连接更多的社会资源焕发新的活力。另外,企业在公益项目传播中能够很好地使用一定的传播手段增强公益事件的影响力。

  明星凭借着其大量的粉丝资源在新媒体时代成为引领潮流中不可忽视的意见领袖,选取意见领袖的时候考虑到明星的形象定位与活动的契合点,有利于企业更好地实现多级传播,扩大企业公益号召力。例如星河湾在“梦想星力量星河湾梦想守护计划”中邀请梦想家李云迪引导汶川孩子实现自己的梦想,在微博上,李云迪对此次活动的转发数有7150,收获了15904的点赞;活跃于公益活动并且形象健康的刘昊然在欧莱雅的环保宣传活动中,“刘昊然约你一起爱满空瓶”在微博上获得534万的阅读量和高达两万的讨论量。

  拉斯韦尔在1948年发表的《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中提到传播具有环境监视功能。人们不断通过传播以更好地适应变化中的社会环境,当玫琳凯通过多种渠道试图塑造女性素养的宣传环境,容易引起女性的关注与其行动的改变。

  2017年的十九大报告提到,“坚持大扶贫格局,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不少企业响应政策,在精准扶贫上投入大量的公益资源,项目通过发掘地方特色产业制造就业机会,提供技能培训机会,给予青少年教育支持等形式支援地区经济发展。

  例如碧桂园集团、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 奥园集团、广物汽贸、完美(中国)有限公司均启动相关精准扶贫项目,在政策鼓励下,更多的企业将会加入精准扶贫的大军。公益扶贫项目在企业的支持下有望建立地区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使得贫困地区真正走向脱贫致富的道路。值得注意的是,精准扶贫的过程中,企业要不忘初心,不能一味依靠巨额资金的投入直接提高贫困落后地区的生活水平,扶贫项目不能忽略地方特色而落入同质化的困局。

  时代,网络募捐作为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公益筹款产物,让受众通过互联网进行捐助,能够在最短时间迅速筹集资金帮助到有需要的群体。

  “小朋友画廊”“99公益日”等网红级公益网络募捐刷爆朋友圈,在极短时间内迅速达到筹款目标。根据12家互联网募捐平台发布的年度运营报告显示,2017年全年,通过12家互联网募捐平台完成的捐赠次数超过62亿次(62.4946031亿),相当于全民全年人均完成4.5次捐赠。

  而阿里巴巴旗下蚂蚁金服公益平台和淘宝公益平台全年募款总额高达4.87亿及2.98亿元。网络募捐平台在近年来遍地开花,在推动公益事业发展的同时,由于质量参差不齐,监管不严等原因,网络募捐平台滋生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虚假信息泛滥,诈骗现象突出,信息缺乏透明公开等问题。

  再者,根据发起机构深圳市爱佑未来慈善基金会的说法,“同一天生日”所得善款将全部用于云南省镇雄县2452名贫困孩子一年的生活补助。除H5展示信息的366名孩子外,还将随机匹配2086名孩子。“同一天生日”用366名孩子的信息和肖像来为2452名孩子募款,该筹款活动在信息交换中误导了受众,也引发大量质疑的声音。

  信息和肖像的曝光使得孩子个人信息放置于公共空间,贫困的标签也许会留在互联网的页面上伴随着孩子一生,孩子的成长可能会收到异样目光的关注,让小孩陷入自卑的泥潭,将他们放置于身心会受到侵害的风险之中。

  另一方面,信息公开透明不能以牺牲个人隐私权为代价,在敏感的议题上,公益组织不能一味追求故事性和透明度最大化而公布个人隐私,损害受助者利益。尽管“同一天生日”的孩子部分隐私信息在孩子监护人同意下得到保留,使得项目看似更具真实性,但公益的皮囊并不掩盖受助者信息被披露的风险,受助者的隐私在社交平台下依然有迹可循。

  针对网络募捐的乱象,2017年8月1日起,《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基本技术规范》《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基本管理规范》两项行业标准正式施行。两项行业标准明确规定,在平台上进行募捐的主体应是获得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其他组织、个人包括平台本身没有公开募捐资格。平台不应为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个人提供公开募捐信息发布服务。公开募捐信息不应与商业筹款、网络互助、个人求助等其他信息混杂。

  个人为解决自己或者家庭困难,提出发布求助信息时,平台应有序引导个人与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对接,并加强审查甄别、设置救助上限、强化信息公开和使用反馈,做好风险防范提示和责任追溯。新规明确了在网络开展募捐的主体资格,将个人求助行为与网络募捐区分开来,并强调募捐平台在公益慈善募捐上的责任。

  我国目前依然处于社会发展的转型时期,尚未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诚信理念;在社会组织运作方面,公益众筹、社会影响力投资、社会企业等新的慈善运作领域,相关法律法规还没出现相应规范。例如在个人求助行为的具体规制方面,《慈善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没有进行详细的规定。

  在生活中,由于社会救助体系不到位,面对天灾人祸的时候,需要他人援助的民众利用微信、微博等网络社交平台发布个人求助信息,个人在网络上发布求助信息有助于发挥公益捐助的长尾效应,帮助个体渡过难关。但其中,一些公益机构和个人出于经济利益,钻法律的漏洞,甚至出现诈骗等损害公益事业的行为,求助信息的发布还需通过法律法规进一步加强引导和规范。

  另一方面,当前,在我国网络募捐监管中,诚信监管体系与惩戒体系尚未成熟,监管主体分散而且公益利益相关者关系复杂,监管落实比较困难。网络社交平台应该在源头上加强对公益筹款人加强核实发布的公益信息,除此之外,还应该监管公益善款的去向,保障募捐款项的合理使用。为了进一步提高监管效率,可以引进第三方评估机制,对网络公益进行监管,对利益相关方形成制约。

  随着经济发展,公益慈善不再局限于扶贫救弱,而是向更多元跨领域纵深发展,未来公益也开始迈向科技、经济、健康,社会企业化模式等新领域。公益市场化一方面存在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也要警惕泛市场化和过度市场化,带来突破公平正义的社会底线的恶果。

  公益机构只有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而政府要加强监管,莫让募捐的平台成了商家圈钱的口袋。回顾2017年中国社会公益事业取得的瞩目成就,我们牢记昔日的光荣与不足,踏实地展望未来。在公民意识逐年提高,经济科技政治迅速发展的碰撞下,我们期待2018年中国公益事业的更进一步。

  (作者周如南为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冯敏仪为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2018级研究生)

  《中国新闻业年度观察报告2018》(简称《报告》)。作为国内唯一一本聚焦新闻业研究的新闻传播学年度学术辑刊,《报告》自2014年起连续五年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旨在观察中国传媒业一年一度的最新变化、重要事件、热点话题和前沿趋势,把握关键问题、总结特点、提出对策,已经成为观察、记录和研究中国新闻业发展的重要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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